斯大林同志曾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抛弃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犹豫分子！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
伤寒、霍乱、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革命战士的生命，可是他们却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白卫军和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1918年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为反击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进攻，动员 1/5的党员上前线。五个新的编制军在东部战线出现了。年初
刚开始组建的红军，10月份已迅速扩大到八十万人，在东、南、北各条战线的宽阔正面顽强阻挡着敌人的进攻。
仅1918-1920年，就有三十多万党员穿上军装，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七万名共青团员。
当时每两个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就有一个入伍，每五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是党员。
为了补充党员大批参军后留下的工作岗位，布尔什维克党在后方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仅在中心地区就有二十万人入党。在每天只配给二三百克黑面包的条件下，后方党员怀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的信念，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
莫斯科一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
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
当卫国战争作为一场新的民族危机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危机出现时，联共(布)的党员们再次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甚至有些在“大清洗”中被羁押而尚未遭杀害的指挥员，刚走出政治保卫局的监狱，顾不上见家人，就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在德军包围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逼近莫斯科城下时，8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
战争期间，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踊跃入党，共有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
其中在前线部队里，有超过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超过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这使苏军的战斗员中有45%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纳粹铁蹄的战火考验下，苏共再次于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证明了自己无愧为一个伟大和光荣的党。
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问题，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开幕，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是必要的，确定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
在档案记录中，赫鲁晓夫是这样回应的：
主席团研究了这份报告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但报告将不以主席团的名义作，而是以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名义作，怎么样？全会将听取报告。
当时大厅里传来一片声浪：
同意，明天听取报告！
这位如释重负的苏共新掌门人立刻做出结论：
那么我们将认为：报告就是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的，并且是全会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
紧接着，赫鲁晓夫又说道：
还有一个需要在这里讲的问题。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势和材料，感觉到并认为：有必要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秘密会议上 (即在没有任何客人的时候)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在主席团里我们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我，来做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见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赫鲁晓夫遂陈：
我们这次全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事实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举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阴谋包裹的《秘密报告》，并非苏联共产党全党同志的意志。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利加乔夫曾有回忆，他刚从中央组织部长升任中央书记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提出要为他更换更高级的轿车。利加乔夫说：
现在的车已经很不错，不必换了。
叶利钦后来在《我的自白》中也曾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苏联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
苏联是什么？第一，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现在的议会（指俄罗斯）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国家掌控着经济命脉；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医疗/住房/教育；第四，苏联意味着没有阶级贫富之分，这里没有超富，也没有赤贫。
如列宁所说：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毛主席同样早早提出：
为什么人（而战）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腐败和特权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 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苏共党的精英们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
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苏共的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
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
这种对党的态度，从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的回答即可见一斑：“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苏共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
6
1915年，在革命行动风雨飘摇、思想意识混乱纷杂之际，列宁向全俄所有的革命者们发出了警示：
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革命党」与「执政党」本不该是二元对立的政治敌对概念，革命是政党的属性，执政是政党的地位，二者绝不应以任何政治说辞如所谓“过渡”、“进化”、“演变”而行「蜕变」之反动实质。
从党的建设与维护党的执政根基的现实角度，也不应当将「执政」作为党的基因，因为执政并非某一政党的专属目标纲领，严格来说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政治组织的最高追求——如此定义下，如何凸显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特殊性？
如若进一步将这种“政治暗示”蔓延化、普适化，那么恐怕才会扩大与“执政”相对应的所谓“在野”、“多党”等思潮泛滥。
这一点，苏联（苏共）已经给出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了最高苏维埃。
这个结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赞许：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正在从最高纬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着美苏两国的友谊继续深化。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在那场大会上，阴谋随即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
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会后，苏联国内各“自由派”媒体与学者纷纷开腔控诉，西方世界的媒体也加足马力，倒逼戈尔巴乔夫必须“深入改革”、“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的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真的就同意了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一个月后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大约有87%的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竟然投票结果是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这就是苏共半个多世纪来所招募、吸纳、培养的“党员”，到头来成为了苏共自己的掘墓人。
根据大卫·科兹的研究，苏共执政后期，党员中只有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2001年揭露：
戈尔巴乔夫曾私下说过：“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已经过时。
早在1983年，戈尔巴乔夫就说过：
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话是一针见血的：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这件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与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
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跋
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 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 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 红场黑黝黝的，很少有几个人影，在这冬日的夜 晚像是深不见底的大海。那个古老的教堂和这座不算古老的列宁墓消融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在冷峻地注视着这夜这沉默。 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这时没有人像我这样傻乎乎地跑这么远的路，来面对这沉重夜幕下的空旷与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如列宁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骄傲所倡：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
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我们再炮打一回冬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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